书信，预设着人们无法面对面交流的情境。长久以来，作为以文字代替语言实现沟通的媒介，书信承载着连接信笺两端、使双方达到“舒布其言”“辞若对面”之理想交往境界的期待。

在电话尚未普及、微信远未诞生的民国时期，书信是人与人之间跨越距离的重要纽带。它不仅传递信息，更承载情感、维系关系，甚至暗中传授着一套“如何做人”的智慧。那时候，不会写信，几乎等于不会社交。

近世以降，随着民国邮政通信系统日渐发达以及国民教育的普及，“写作新式书信”的教育实践逐步开展起来。书信成为民国时期的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媒介，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于是，一系列专门为普通读者出版的“教人写信”的商业性出版物——白话尺牍指南应运而生。

新闻报，1922年9月7日

一、书信背后的社交演练

写信不只是写字，也是一场心理博弈。

事实上，书信沟通的目的不只是完成书面写作，交际的核心攸关对“世道人情”的洞察与敏感，所以，掌握写信的关键还体现在酬世技巧上。因此，白话尺牍指南除了向人们传授具体的书信知识以外，还涉及大量社会交际维度下的新式礼仪观念和“为人处世”之道。它们看似是教人写信的工具书，实则是一部部隐藏在纸页间的“情商指南”，教读者怎样说话得体、怎样处事周到、怎样在复杂的人情世故中游刃有余。

书信写作不同于日常的面对面交往，但作为彼时重要的交际方式，书信写作中言辞用语的技巧与人们面对面的说话之道，实则内涵相通，二者需要掌握的能力是相似的，那就是酬世技巧。比如，如何在书信中有效地交换信息、巧妙地传情达意，与如何在现实的交谈中使表达流畅无误，二者需要掌握的能力实质上是类似的。尤其是在以达成一段有明确目的的交往行为时，“为人处世之道”遂成为了成功交往的核心所在。书信交往的根本不是完成单方面的书面写作，而是达成双向性的沟通和交往。所以，在尺牍指南的编撰者看来，读者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书信知识以外，还必须懂得一定的世道人情和酬世技巧。

因此，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交际情境下应该说什么话？怎样才显得“得体”？尽管这类问题是难以用语言充分表达的默会知识，但白话尺牍指南仍然在设法涵盖这部分内容。多数情况下，这部分知识被安排在书信范文末端的副文本位置，为读者提供着体贴入微的指导。

高语罕：《白话书信》，亚东图书馆，1921年（初版）

顾羽、席令：《各界适用写信百诀（上册）》，新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

黄芦木：《言文对照交际新尺牍》，国光书店，1949 年（初版）。

二、说话“注意点”：信纸边缘的处世哲学

民国时期的尺牍指南中除了信纸格式、用语规范这些知识，更藏着大量默会知识，即“难以明说却必须了解”的社交技巧。它们往往以“注意”“作法”等小字批注的形式出现在范文末尾，看似不经意，却句句点拨着世故人情。它们教你：如何在不卑不亢中请求帮助，如何在谦逊中透露成绩，又如何在拒绝时仍留余地。

如果说书信范文是一种成果性的展示，可以显示出篇章结构、论述过程，以及结构样式的排布，是供人套用的模版和参照，那么根据白话尺牍指南范文而设计的“作法”或“注意”等副文本，就属于一种和书信范文不同的非正式的知识表达，它不占据主要页面空间，且往往采用不同于书信范文的字体或字号书写，与书信范文互为补充。尺牍指南中的“作法”或“注意”等副文本，就扮演着为读者“讲解”书信范文之作法的角色，如下文摘录片段：

（说明）：表姐病了，送两罐雪花菜去给她吃吃，顺便慰问她一下。

（作法）：先说了不能来探望她，接着便写送东西的话。东西的品质与来历，也是要说得明白。慰问的话放在后面，比放在前面好，因为病者先看到了如意的事物后，心神令感到，愉快劝慰的话，也一定更能领悟些。[汤咏兰，《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上海：女子书店，1935（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版），84页]

（说明）：这是姑娘们的闲情逸致。岳麓山在湖南长沙的对岸，是湘省有名的胜地。

（作法）：和常常见面的姊妹们通信，多小要带一点儿趣味才行；板起面孔的说话，是要隔膜姊妹们的情感的。本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姊妹们的情感，是怎样的亲热而富于趣味啊！[汤咏兰，《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上海：女子书店，1935（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版），122页]

【提要】母亲送了许多东西给在学校读书的女儿，这是女儿收到了东西后的复信。并报告在校中的近况，再问起在外边做事的父亲有没有家信。

【注意】自己说到自己的好处，总须谦虚。如前信中女儿报告母亲，月考名列优等时，须加“侥幸”“惭愧”等字。[陶秋英. 现代女子书信[M].上海:世界书局，1936（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新十一版），5-7页]

【提要】侄女知道伯父想要作主给她订婚，写这封信婉转地声明反对。

【注意】对于尊长反对一件事情，须要把原因说得清楚，并且文字上要委婉动听，不要忘记恭敬和客气。[陶秋英. 现代女子书信[M].上海:世界书局，1936（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新十一版），10-11页]

上文分别为《现代女子书信指导》和《现代女子书信》中两篇书信范文的副文本内容。“说明”和“提要”分别承担着对写信者的身份介绍，以及事件的“前景提要”两个功能。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作法”和“注意”，这部分的内容即使脱离了书信范文的语境单独存在，依然可被视之为教人说话、处事等酬世方面的技巧。它启发着读者需要尽量揣度对方的心理，再思考用怎样的说法、哪样的态度和口吻，才能达到最终的沟通诉求。毕竟沟通的效率并不完全由语言文字的难易而定，它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可能这些内容上的处理比文字本身的难易更为重要。

陶秋英：《现代女子书信》，世界书局，1936年（第十一版）。

除了在具体的书信范文之后单独附上副文本的做法以外，还有的白话尺牍指南相对笼统地对不同主题的书信在写作中需要注意的语气、用语，做出了整理和提点。在大东书局 1924 年出版的《国语信写法》中，能看到作者对“国语信的种类”做出以下总结：

讨论类的目的，在和人讨论是非的管理。书写这类的国语信，要句句依着真理，不可稍存意气，发现谩骂的字句，伤彼此感情。

借贷类的目的，在向人假贷钱物。书写这类的国语信，只要叙述向借的普通话，最忌过叙寒酸话，哀求话。

赠送类的目的，在把物品送给别人。书写透类的国语信，只要叙述送赠物名件数，最忌过说怎样恶劣的低贱话。

请托类的目的，在请求别人代办事情或介绍事情。书写这类国语信，只说我应说的请求语，最忌过说种种奴隶语，自失人格。

荐举类的目的，在荐举人才于别人。书写这类国语信，只要实说这人的学问道德，最忌过把这人抬高，过说代人哀求语，失将来信用，轻自己人格。

庆贺的目的，在庆贺别人的信。书写道类国语伧，只要道写他人应庆应贺的实情，最忌过说空虚语，乱贺语。

慰言类的目的，在安慰吊唁别人的几遭不幸。书写这类国语信，只要叙说安慰的事实语，最忌过用套语。[吕云彪. 国语信写法[M]. 上海：大东书局，1924（民国十三年三月第四版）：13-14页，上海新生活书店于1935年出版的《写信百决》也为适用于不同读者和不同情境的书信，整理了类似的书信写作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交群体，都有着各自关于“面子工夫”的知识与实践经验，而这，在儿童白话尺牍指南中亦有体现。或许就像梁启超所说：“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为此，儿童需要提前学习和练习必要的酬世技巧，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好预备工作。

学习书信知识、语言知识，儿童便可以正确地书写出一封信，但如何把信写好，甚至是通过写信达到某种目的，则需要表达方式和语言技巧的加持。换言之，儿童想要掌握交际的能力，至关重要的是学习“如何说话”和“如何做人”。某些儿童尺牍中的书信范文之后，会紧接着几句“注意点”“信后注意点”或“看了以后注意点”的板块，如《现代学生新尺牍》和《小朋友书信》等书中所示：

一、问病信中，对于病势的设想，要拣好的方面说。二、问病信中，非极亲熟的人，不能贡献诊治意见。[柯耀符. 现代学生新尺牍（上册）[M]. 上海：大一统书局，1933（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第二版）：13页]

像家长请求钱物，须说明用途，倘向朋友借贷，那么就混统一些也无妨。[张匡. 小朋友书信（上册）[M].上海：北新书局，1932（十二月第七版），107页]

凡长辈有谬误的见解，须向他们委婉解释，不可有“你不对”或“你错误”等词句，就是对于朋友，也要用这种态度。[张匡. 小朋友书信（上册）[M]. 上海：北新书局，1932（十二月第七版）：113页]

张匡：《小朋友书信(上册)》，北新书局，1932年（第7版）。

这些“注意点”，一般都涉及一些客套话的使用、讲话技巧和言语态度等方面，它们是作者根据书信内容，为特别需要注意的说话方式所做出的解释，属于书信范文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显然能够与基础性的书信知识区分开来，甚至可以直接作为一种阅读材料而单独成立。因为它们不是学习书信写作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而是关乎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社交情商的意会，辅助读者正确评估他们身处的情境氛围，并对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做出充分地把握。因此，这类指导人们在书信中如何“说话”的知识，更像是在为他们传授着一套“说话、处事、做人”的方法，辅助读者把人际关系引向他们预期的轨道。

虽然传统书信里的程式早已遭到淘汰，但实际上，这些“说话、处事、做人”的技巧，与传统书信中的程式套话的作用，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并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一定的造就和规约作用。如此情境之下，话能怎样说，不能怎样说，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讲，如何讲话能显得更加真诚，又怎样才可得人心？其中的秘诀，在书信范文之后的“注意点”中都有展现。可以说，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一封信的范畴，它们在告诉读者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三、恋爱尺牍：特殊的“情书”写作指导

白话尺牍指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种类——“恋爱尺牍”。

受当时社会男女社交公开思潮的影响，情书类文本如获新生，出版量骤增。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的时代风气下，自由恋爱成为风尚，青年男女对于这类书信有着热切的需求，导致情书也逐渐从私密走向公开。不少尺牍书专门收录“男女通信范例”，并附上详细的心理分析和写法建议。因此，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教授青年写作情书的“恋爱尺牍”，恋爱尺牍通过赋予“情书”这种具有相当私密性的书信以公共性，为读者提供着“情书”写作上的指导。这些书中既包含大量虚拟情书，还有情书写作技巧的指导。

情书大多以男性对女性的求爱为始，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第一封情书，一般都是由男性写给女性的，女性写给男性的求爱书信较少。不过，上海女子书店于 1935 年出版的《现代女子书信指导》却反其道而行之，书中第五编的“女子爱情书信”，就都是以女性为主位，向男性主动发送求爱信的范例。

汤咏兰：《现代女子书信指导》，女子书店，1935年（初版）。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女子爱情书信的作法”一篇中，作者为女性读者透露了五个情书写作的秘诀：

这是专讲男女爱情的书信，也就是现代社会中最时髦的玩意儿。青年男女每在写这样的信时，往往心醉神往，并且能够写得出极美丽，极热烈，极亲爱，极诚恳，极缠绵的话来。这是什么缘故呢？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情感而没有拘束，心中所有的感慨，都能书写出来了。

爱情书信应当怎样作法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简要的秘诀在下面：

（一）写得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不要写得肉麻，不要作无病的呻吟。

（二）应该写得真挚动人，不妨婉转曲折些。

（三）文字要美丽。

（四）称呼不妨亲密一些。如“亲爱的哥哥”“我的某某”“令人想念的某某”等等。自称“你的人儿某某”“你所爱的妹妹”“你的某某”“你爱的”等。

（五）信尾的敬语，应当尽量的体贴，如：“哥哥珍重呀！”“祝你的梦魂甜适”“祝你快乐”等等。[汤咏兰，《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上海：女子书店，1935（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版），27-28页]

上述几点，可大致对应书信写作的五个方面，也就是书信的风格、情感、词句、称谓、落款。在作者看来，掌握这五个“秘诀”，大概就能够让写出来的情书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过情书的内容根据恋爱阶段的不同，写信应该使用的语气和信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甚至连称呼与敬语，都是大为不同的。作者正因为考虑至此，便把书中书信范文的类型，继而归为了三类：“初恋”“爱的顶点”“离散之前”。

第一类“初恋”，作者列举了两封女性写给男性的求爱信。信后，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在副文本处，向女性传授着情书写作的经验。该书书信范文的副文本由“说明”和“作法”部分构成，“说明”是对书信内容梗概的概括，“作法”是作者对书信范文的分析和对女性读者的一些忠告，在这两篇“初恋”类书信范文末的“作法”中，作者首先向女性强调了主动写作求爱信可能存在的风险：

（作法）：成功，当然没有什么要紧，不成功呢？女子便要吃许多名誉上的小亏了。所以女子大都不肯向男子写信求爱。一定要有很好的把握，能够一封信去便有成功的希望才行……这二封信的技巧各个不同：前者是淡淡的缓缓的来承受，后者是积极的热烈地去追求。各有各的环境，各有各的作法。[汤咏兰，《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上海：女子书店，1935（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版），98-100页]

作者一再向女子强调着“自我保护”的重要性。虽然男女的社交已经放开，但是女性在求爱中的主动权仍较为有限，需要思忖的方面依然很多。在作者看来，女性既需要有主动求爱的勇气，也需要在男女关系中时刻保持警醒。

第三类“离散之前”的写法教程中，作者几乎完全从对书信写作方面的指导，转向了近代女性独立的问题上：

（说明）：丈夫有了要和你离婚的动机以后，千万不可哀告祈怜的去向他请求不离婚，定好是找一个相当的方法来对付。本信作者，知道丈夫已不能用言语劝慰了，长此下去，终究会被他抛弃。不如早一点离开他，留一封信在这里，[引]起他的觉醒。

（作法）：本信的用意是在求丈夫的觉醒，所以作者把能够打动丈夫的心的几点，统统写了出来：如过去生活的回忆，暗中促丈夫觉醒的苦心，孩子们的悲痛等等。

“说明”中第一句话，作者就指出了现代女性对于“离婚”一事应该“智取”，而不是像传统女性一样哀求和伤感。尔后作者详细地阐述了女性在信中“应该说些什么”，使对方醒悟。作者把自己置于女性的立场上，发表着对男女恋爱在不同阶段的理解和建议，并为女性可能遇到的各种恋爱问题出谋划策。创造出了一个思想开放且充满智慧的女性形象，这些区别于传统女性的特质，大概也就是作者所认为的理想女性应该具备的品格。

可以说，恋爱尺牍是白话尺牍指南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它既传授着情书写作的方法，也在引导女性如何在一段关系中保持尊严与智慧。

尺牍之外，是一场国民“情商课”

白话尺牍指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回应了一个时代的需求：在传统礼教逐渐松动、中西文化碰撞的民国，人们急需一套新的社交语言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尺牍书，恰恰提供了一种“文本化”的处世哲学。

它们不只是教人写信，而是在试图塑造一种现代人际关系模式。这些内容旨在向读者传授如何“说话、处事、做人”等酬世技巧，也就是如何在交际场上取得成功的诀窍。白话尺牍指南通过为书信范文创建副文本的方式，把适用于不同群体和场景的为人处世之道“文本化”，为读者揭示了人际交往中的潜在规则，由此，也扩充了白话尺牍指南中有关社会交际知识的话语空间。

尽管这种知识难以被直接提取、使用，但却是一种具备极强开放性的知识，为读者提供着某些判断依据与方向上的引导。白话尺牍指南提出的种种可供取用或效仿的交往框架，是在书信范文中基于虚拟书信和虚拟情境打造出的一种书信知识，该类指导，落脚在新式书信教育实践的社会交际维度，反映出白话尺牍指南在“说话、处事、做人”等现代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视与强调。

如今，再次翻开这些泛黄的尺牍指南，能看到的或许不只有过时的书信格式，还能发现处于过渡时期的人们学习沟通、理解人情、掌握交际的生动记录。它们映射着民国时期人们的社交焦虑与成长渴望。

或许，这就是民国留给我们的，一堂早些时候的情商课。